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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樹，原本在我國幾乎隨處可見的桑科植物，生存能力強，有做飼料、造紙等多種用途。通過十多年努力，科研人員育出雜交品種，使其更為速生、豐產、多抗、耐砍伐，為養殖業發展和生態改造等帶來新的曙光。

不過，自從2015年國家精準扶貧項目將構樹扶貧納入其中，這個科技“扶貧樹”，卻變成了一些企業的“搖錢樹”，雜交構樹苗質量層次不齊，科學家之間也出現了成果推廣方面的爭端。

王軍的綠色夢“黃”了

望著剛栽進地里的16畝嫩綠的構樹樹苗，天津某供應鏈公司負責人王軍的腦海里生出了一場綠油油的憧憬。

可20天之后，王軍的綠色夢“黃”了。“大約30%的苗死了，樹苗不生長。現在，活的只剩10%，長得最高的只有40厘米。”王軍告訴《中國科學報》記者，經濟損失約8萬元人民幣。

期間，售苗企業雖安排了技術服務，“但不了了之”，于是王軍只好自己上網搜資料，最后他發現，雜交構樹的“源頭”是中科院植物所研究員沈世華。

“我種的雜交構樹的苗有問題，都失敗了。”打通沈世華的電話后，王軍說。

8月，沈世華在王軍的多次要求下，去了趟天津。結果他發現，王軍種的雜交構樹苗，并非中科院通過組織培養（簡稱組培）育出的苗，而是通過扦插技術育出的苗。

這已經不是沈世華第一次發現類似問題。2015年6月起，沈世華時常能接到類似求援電話，而出問題的苗木多是地方企業扦插的雜交構樹。從那時起，沈世華意識到，自己用十多年培育出來的新品種，可能遇到了被侵權的問題。

“這兩種苗很好分辨。”沈世華告訴記者，扦插苗用的是雜交構樹的枝條，苗基部有明顯的枝段和斷口。

北京林業大學教授劉勇告訴《中國科學報》記者，組培和扦插均屬無性繁殖，不會使原本育種材料基因出現變化。

但沈世華表示，組培是利用植物細胞的全能性，取雜交構樹莖尖細胞脫毒復壯后，在超凈組培室內無菌培養瓶中分化發育的完整植株，再經溫室馴化煉苗培育。

“組培苗成活率、產量、品質更高，壽命更長，傳播病蟲害的可能性更低，經濟效益更大。”沈世華說，雜交構樹與其它速生樹種不同，枝干木質化程度不高或中空，如用這樣的枝條做扦插，根和芽都是從樹皮上長出來的，在環境條件差的地方常大量死亡；即便成活但萌條少、長勢慢、產量低；木質素含量較高而粗蛋白含量較低。

苗不好還是地不好？

記者與王軍提及的售苗企業取得了聯系，該企業負責人回應稱苗沒有問題，“苗賣給他的時候是活的，種到地里的時候也是活的，最后失敗的原因很多，可能是土地原因，我們還找了一個研究機構的領導實地去看了”。但她拒絕透露“領導”姓名。

王軍告訴記者，國內某知名科研院所的“鄧工”曾前來考察過。

記者查詢該知名科研院所，并沒有發現與這位“鄧工”有關的職務信息，但從以往媒體報道看，鄧工是此科研院所的高級工程師。

鄧工在接受《中國科學報》記者采訪時表示，確實考察過王軍的構樹種植情況。“在津南，我們一般都不主張他們種，因為那邊鹽堿普遍要大一點，不適合商業種植。”鄧工說。

不過，沈世華回應，雜交構樹具有較強的抗寒性、耐瘠薄、耐鹽堿、抗污染和病蟲害等特點，可在含鹽量千分之八鹽堿地、年均降水量300毫米左右，三荒地和邊際土壤、石漠化、鹽漬化、采石場、礦山等環境中生長。

是否涉嫌侵權？

記者從全國企業信用信息公示系統查詢到，售苗企業于2014年8月成立。同時，其公司網站上稱，雜交構樹苗是“通過嫁接等手段，選優選育獲得的，并擁有自主知識產權”。

但是，采訪中，售苗企業負責人告訴記者，他們通過北京某苗圃公司獲得樹苗，而苗圃公司的苗正是從上述知名科研院所獲得的。

鄧工回應，他與該苗圃公司確有合作關系。“我是他們公司負責技術的。”鄧工說，該公司培育的構樹苗采用的正是扦插技術。

采訪中，鄧工坦言，扦插育苗的原材料來自中科院植物所。“我們沒有科研部門或企業做雜交構樹研究，雜交構樹培育是中科院做的，我們拿的是中科院的試材。”鄧工說。

不過，“我們和中科院沒有合作關系。”鄧工說，“他們主要是在育種方面，我們主要做栽培繁殖和推廣，這是我們的強項。”

上述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知情人士也向記者表明，目前在種的大部分雜交構樹，都是中科院植物所研發的雜交構樹品種，但苗種來源很多，除了來自鄧工及其合作企業之外，還有很多不明來源。

隨后，該知情人士向記者出示了一個有280多位成員的微信討論群，里面除了鄧工等若干名技術人員外，多為企業人士。

鄧工向記者表示，他不認為此舉侵權：“他們的品種還沒有通過新品種鑒定，現在還沒有走這個程序，所以我們不存在侵權問題。”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植物新品種保護條例》，所謂“新品種”，是指經過人工選育的或者對發現的野生植物加以開發，具備新穎性、特異性、一致性和穩定性并有適當命名的植物品種。

國家林業局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植物新品種保護條例實施細則》受理、審查植物新品種權的申請，符合條件的，作出授予品種權的決定，頒發品種權證書，予以登記和公告。

對此，沈世華回應，中科院植物所擁有的“雜交構樹101”和“雜交構樹201”品種確實沒有申請新品種保護審定，“但2013年起，我們申請了國家林木良種審定，目前因為種植時間和規模不夠，生物安全性需要進一步論證，而被‘暫緩通過’”。

觀念的錯還是制度的錯？

“這種情況，要維權挺難的。”北京權泰知識產權代理事務所創始合伙人任永利告訴記者，“法律上要看該品種的權屬是誰的。”

提及新品種審定，沈世華感慨萬千——他曾三次做過構樹新品種保護審定專家組組長，為1個雜交構樹品種和2個野生構樹品種做過審定。

“像我們做基礎研究的人，經常還是像個學究、書呆子，等到出了問題，才意識到知識產權的重要性。”沈世華感慨。

以前由于中科院一些植物、林木類研究機構在對科研人員進行考核時，更注重林木良種證明和農作物品種證明，而不對新品種證書進行考核，“使得我們對申請新品種證書缺乏重視。”沈世華說。

同時，沈世華表示，國家林業部門每年新增的審定品種數量有限也是未能及時申報的原因。“國家林業局2013年才把桑科構屬植物列入林木良種審定申報目錄，我們第一時間已經申報林業良種。良種證書比新品種證書級別更高，更有價值。”沈世華說。

此外，品種審定政策在持續變動。記者了解到，隨著《種子法》的修訂，《主要農作物品種審定辦法》也經過了多次修改。“目前正在計劃將審定改為登記或其他辦法，具體怎么做，暫時還沒有確定。”沈世華說。

對于目前的情況，任永利建議，中科院植物所可以補充申請林業部門的相關證書，如果被其他科研機構搶先申請通過，則可以憑借科研技術研發記錄，主張對新品種的相關權利。

“我們還在繼續申請良種審定。”沈世華說。

扶貧“空缺”導致市場亂象

回憶起這場紛爭的開端，沈世華有種恍然大悟的感覺：“之所以出現雜交構樹苗的亂象，根本原因在于組培苗產量跟不上扶貧項目試點規劃，出現了空缺。”

記者發現，像上述售苗企業這樣做雜交構樹苗生意的公司，大多是近一兩年才開始發展此類業務。而節點正是2015年我國實施的“精準扶貧十項工程”——“構樹扶貧工程”位列其中。

2015年2月，國務院扶貧辦行政人事司印發“關于開展構樹扶貧工程試點工作的通知”，將山西、貴州等10個省（區、市）列為構樹扶貧工程先行試點地區。

快速鋪開的試點，讓樹苗供應捉襟見肘。“去年，我們一共只有兩個組培基地，最多只能供應1萬畝地的樹苗需求，而去年規劃要種20多萬畝。”沈世華說，直到今年春天，缺苗情況仍然存在。

供不應求，意味著商機。鄧工告訴記者，與他合作的公司有一些參與了扶貧項目，“當地政府會給予地方企業一些優惠政策，有的在苗上補貼，一棵苗補助1塊多錢；有的種植面積種1畝補多少錢，各類情況都有”。

然而，企業推廣的雜交構樹質量存在參差不齊的問題，直接影響到扶貧效果。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某知情人士向《中國科學報》記者透露，他在河北、山西、山東、安徽的一些地方做了調研，發現很多扶貧試點苗種種植情況“與期許情況不相符”，“讓一些農民開始質疑國家扶貧項目”。

為了緩解現存亂象，讓更多人了解雜交構樹的真實技術來源，今年1月28日，國務院扶貧辦專門發布公告稱“除中國科學院植物研究所外，我辦沒有與任何其他社會機構開展構樹產業扶貧的合作”。

“從購苗成本看，組培苗的價格比扦插苗便宜，地方政府有一些人確實是不知道技術是中科院的，但是，還有一些人是受利益驅使的，假裝不知道。”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知情人士說。

如今，雜交構樹試點縣數量已經上升到了50個左右。沈世華唯一能做的就是想方設法擴大組培基地的數量和生產能力。

“今年下半年，我們的組培基地已經增加至11處，年產量15億株，可滿足300萬畝種植需要，我們還在繼續增加基地數量，希望能夠讓更多的農民用到高品質的雜交構樹苗。”沈世華說。